精彩故事02
为核潜艇研制“白头”我的家乡靠近海边,船很多。我从小就对海和船有感情,所以当听说要我从事有关核潜艇的研究工作时,我内心不仅高兴,而且有了一份荣誉感。从1961年开始到1966年,我一直在北京工作。因为工作需要,我分别在四个地方做过研究,一个是海军大院,一个是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,一个是铁道干校,还有一个是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院。那几年大家集中力量搞反应堆。我的任务是研究反应堆一回路里的稳压器。那个时候,我们国家还没人研究稳压器,我也不知道稳压器是什么,于是我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看资料上。1962年,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,学习美国航母的资料,从理论上进行推演,研究稳压器在运行过程中的原理、作用及功能。通过一年多的学习,我把这些都研究清楚了,并写出一本完整的资料——《加压器的原理与计算》。在北京生活的6年里,我并没有像当初毕业时领导说的那样“到最艰苦的地方去”。但在原子能院做研究时,条件也是很艰苦的。那时没有吃的,我们从坨里的老乡手里买了地瓜苗,自己种地瓜吃。
到了1966年,中央下发1号通令,要求我们研究的实验台架都要搬到四川去建,于是我就去了四川。这一次是真正去了最艰苦的地方。我是一个比较简单、比较随意的人,领导让干什么,我就干什么,听从组织的安排,自己没有太多的想法。由于我在北京研究稳压器时对一回路系统有所了解,到四川后,组织安排我带领十几个人一起组建一回路系统实验室。1969年实验室建好后,我对一回路是怎么组成、如何运行、关键技术在那里,都了如指掌了。但这个时候,潜艇工程在安装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困难。在一次讨论会上,军管会的主任说:“让一回路实验室那个白头发的过来处理。”我那个时候头发已经白了。军管会的领导就找到我们室主任,要求调我去参与该工程。我当时并不愿意过去,因为我在一回路实验室日夜值班三个月,虽然已将一回路实验室单项设备都弄好了,却还需要有一个长期运行稳定的考核阶段,我更愿意留在实验室,但最后还是听从了组织的安排。朱光亚很细致地一个小问题一个小问题地问,我一一作答。到了最后一个问题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,我回答不上来了。
1972年,由于体制改革,从四川调300人到武汉,我又被调到武汉。到了武汉后,没有具体任务,当时上海在搞七二八核电站工程,彭士禄就带着我们十几个人去了上海。1975年,我们完成了30万千瓦核电站的初步方案。1983年中,黄旭华给我来了一封信,信里说他希望我能去协助他的工作。当时工程很重要,我就选择回到武汉工作。回到研究所后,我主抓所里的管理和发展工作。上世纪80年代,研究所正面临着“军转民”的形势,拨款也面临困难。如何保障全体职工的工作任务和工资收入,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于是,我就带领大家在确保重点任务的同时走市场化道路,在单位沿街建宾馆和商店等。这些作为所里创收的手段,效果很好。1992年,我开始担任所长,一直到我60岁,转为总设计师。现在回想起来,从1960年我大学毕业与核潜艇结缘,第一代核潜艇让我很激动的事情有两件。一次是1970年8月30日,反应堆达到满功率的实验。那次实验让我很激动,从调试、安装、实验,一直到满功率,我都参加了,而且许多工作都是由我主持的。当时的心情不仅愉悦还很自豪。另一件是我国第一代核潜艇做水下全航满功率实验,我在艇上亲自指挥。随后的研制中,也有两件让我很激动的事情。一件是首艇交付海军,一件是导弹艇交付。